德國法學家拉德布魯赫：“自從有刑法存在，國家代替受害人實行報復開始，國家就承擔著雙重責任：不僅要為社會利益反對犯罪人，也要保護犯罪人不受被害人的報復?，F在刑法同樣不只反對犯罪人，也保護犯罪人，它的目的不僅在于設立國家刑罰權力，同時也要限制這一權力，它不只是可罰性的緣由，也是它的界限，因此表現出悖論性：刑法不僅要面對犯罪人以保護國家，也要面對國家保護犯罪人，不單面對犯罪人，也要面對檢察官保護市民，成為公民反對司法專橫和錯誤的大憲章?！?/p>

孟德斯鳩《論法的精神》：“任何權力都有墮落的傾向，因為人的內心有幽暗的成分?！?/p>

法家：“刑不可知，則威不可測?！?法治，是對權力的限制。模糊不清的法，無法使公民形成對未來的合理預期。 真正能夠限制權力的，不是實體法，而是程序法。

刑法禁止殘酷、不人道的刑罰。懲罰一個人，仍然尊重他作為理性的存在。殘酷的刑罰，是把人當作純粹的手段，而不是目的。

在法律中，一定要認為有絕對正義的存在。因為，如果持相對主義的價值觀，會導致一切罪惡是無法批評的。相對主義的價值觀，認為沒有絕對的對，也沒有絕對的錯，這種觀點本身就是絕對的。

柏拉圖《理想國》：正義是客觀存在的。 * 邏輯：當你感覺一件事不正義的時候，一定在邏輯上有一個反對面，即正義。 （如果沒有“正義”這個概念，你對“不正義”的認識就是毫無意義的） * 經驗：人的所有感覺，一定有所投射的客觀對象。 * 認識：理性不是唯一的認識論依據，人類所有的知識都來源于對權威的相信。 *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：看得見的（正義）不用去相信，看不見的（正義）才要相信。

任何理論都不是完美的，不要在理論上投射過多的價值，那不過是一種理論罷了。

權利和義務是要對等的，如果認為警察在著便裝的時候有制止犯罪的義務，那同時意味著，警察在著便裝的時候可以任意搜查你、逮捕你。

當【家庭關系】和【打擊犯罪】兩種價值發(fā)生沖突，刑法認為，維護家庭的關系更重要，打擊犯罪應該進行讓步。

法律不能對人做過高的道德要求，刑法是對人最低的道德要求。 法律不能強人所難。法律應該創(chuàng)造條件讓人積極行善，要免除人行善的后顧之憂。

法律中不存在理性人，只有一般人，所以要做一般判斷。

我們這個世界絕大多數人都愛抽象的人，但不愛具體的人，因為抽象的人是可愛的。當你越愛抽象的人，就越對具體的人充滿厭惡。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，愛的只是一個概念，而這個概念放到任何一個具體的人身上都是不可承受的。而真正的愛，一定是對具體的人的愛。

絕對不能為達目的不擇手段。馬丁·路德·金：“手段代表著正在形成中的正義，和正在實現中的理想。人無法通過不正義的手段去實現正義的目標，因為手段是種子，而目的是樹。 ”

法律最重要的問題是權利與義務。義務是比權利更優(yōu)先的。當人獲得某項權利時，是有人承擔了相應的義務的；所以，如果沒有人承擔義務，權利是無法主張的。責任和幸福相比，是責任更重要。

(Tash Jam)